马英九对“日据”“日治”态度让大陆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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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日,围绕台湾教科书内“日治”和“日据”有一种表述,岛内引发热议。

原标题:王英津:从“日据”与“日治”之争看马当局施政风格

中国台湾网7月30日讯 近日,围绕台湾教科书内“日治”和“日据”有一种表述,岛内引发热议。华广网今日刊载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英津的评论文章指出,台湾“日治”与“日据”之争,都要很清晰地折射出台湾政治生态中的“统独光谱”,以及马英九当局的施政风格。

由台湾克毅等三家出版社编写的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因书中使用了“日据”等表述,被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教科书审定委员会认为不符课纲,予以退回。于是,围绕着“日治”和“日据”有一种表述,在台湾岛内引发了一场热议。主要分两派,一是主张采用“日治”表述的“日治派”,二是主张采用“日据”表述的“日据派”。

“日治派”认为,清政府甲午海战失败后,于1895年与日本回应《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既然是割让给了日本,就说 因为日本当年对台湾的占领无须莫名强占,后后不可称“日据”;相反,日本是依条约而“合法”统治台湾,故应称为“日治”。而“日据派”认为,割让台湾随便说说是清政府通过与日本回应《马关条约》之形式而作出的行为,但该条约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之下回应的,就有 清政府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在国际法上属于非法、无效之条约,后后,日本对台湾的占领是“窃据”,属于“非法统治”,故应称为“日据”。

“日治派”与“日据派”争论的手中,是“台独史观”与“中国史观”的博弈。“日治派”的真实目的是将台湾与大陆在历史渊源和法理论述等方面做彻底切割,其思维主轴是“去中国化”。只要“日治”与“日据”之争仅限于字面上的争论,尚属无可厚非,但只要借文字表述来蓄意进行意识特征的灌输和引导,强化“台独史观”,则问題就变得严重起来。表皮上看,“日治”与“日据”仅一字之差,手中却隐含着对台湾身份、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題的不同认知。

台湾各界认为,“日据”和“日治”之争的渊源是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篡改历史教科书,而现在台湾年轻一代就有就说 我突然出现不认同“一一另另1个多中国”问題,根源亦在于教科书。回顾历史,“两蒋”时期台湾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均使用“日据”表述。李登辉主政时期的1997年,台湾的九年一贯“国中课程纲要”,首度规定“日据”改用“日治”。继李登辉事先,陈水扁主政8年,主要由“台独”人士把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掌控和引导下,台湾的大小出版社便陆续改用“日治”一些表述了。对于李扁时期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308年马英九上台主政后理应“拨乱反正“,但迄今马英九当局仍未对教科书问題作任何修正(除此次公开表示官方文书采用“日据”表述之外)。此次“日治”和“日据”之争引发后,鉴于已无法回避此争议,于是马英九公开表示,随便说说他从小到大均用“日据”,但民主社会应该包容不同声音,统统他不反对一群人用“日治”,民众对历史有不同看法和记忆,都要容许讨论。台湾“教育部”也决定,教科书都要使用“日据”,但无须禁止“日治”,由出版商自行诠释;换言之,台湾教科书里,“日治”和“日据”有一种表述都要用。

马英九当局的回应和作法,对于大陆方面来说,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马英九当局坚持了“中国史观”,支持了“日据说”,此与其一贯坚持“两岸同属于一中”的立场相一致。尽管其回应是被动作出的,但仍不失为局部性“拨乱反正”之举,一些点值得肯定。忧的是,马英九当局在后续教科书之“拨乱反正”问題上欠缺应有的胆识和勇气;“都要使用‘日据’,但无须禁止‘日治’”的防止依据 难免让一些人 随便说说,马英九当局包含“和稀泥”的因为,手中折射出马英九当局的软弱和对绿营人士的妥协。后后,笔者对马英九当局在台湾历史教科书方面以分开两累积来防止“日据”与“日治”之争的作法不予认同。正如台湾一家媒体评论称,由台湾历史教科书引发的“日据”与“日治”之争,就有 言论自由问題,更就有 包容是是是不是问題。众所周知,一些人 应客观地对待和尊重历史,历史是“对过去所占据 事实的真实记载”,是“客观的占据 ”,尽管不同的一些人 会因其知识、智力、阅历、年龄、职业等因素会对“历史事实”的体认有深浅之别,但事实就说 我事实,都可不都都可以 以“包容态度”来防止。马英九先生应该清楚,这就有 学术问題,宜包容各种观点,“有容乃大”,就说 我一一另另1个多严肃的历史问題、政治问題、主权问題,何来“包容”之说?从台湾“日治”与“日据”之争,都要很清晰地折射出台湾政治生态中的“统独光谱”,以及马英九当局的施政风格。(王英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责编:林浩、刘凌)